（体育研究）健康扶贫视域下全民健身价值及推进路径

方汪凡1,2 张强1,2 蔡朋龙1,2 王鑫1,2（1.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2.苏州大学江苏体育健康产业研究院，江苏苏州 215021）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健康扶贫视域下全民健身价值及推进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健康扶贫视域下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利于优化健康管理、加快脱贫步伐、夯实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建议：加强健康干预顶层设计,明确行政部门管理职责；供需结合精准化资源配置，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盘活学校与家庭、村社对接，建构基层联动机制；培养农村健身服务型人才，发挥关键人的链接作用。

关键词：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健康扶贫

The Value and Promotion Path of National Fit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FANG Wang-fan1,2 ZHANG Qiang1,2 CAI Peng-long1,2 WANG Xin1,2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2. Jiangsu Sports Industry and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lues and promotion path of national fitnes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carrying out national fitness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overty alleviation is conducive to optimizing health management,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uggestions: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health intervention; clarify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combine supply and demand with precis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provide diversified national fitness services; revitalize the docking between schools and families,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construct grass-roots linkage mechanism; train rural fitness service-oriented talent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linking people.

Keyword: mass sports; national fitness; poverty alleviation by health

2016年3月，“健康中国”战略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为我国加快构建“大健康”格局提供了战略保障。之后，“全民健身行动”作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15项专项行动之一[1]，将体育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和对疾病的预防价值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群众健康护航、为幸福民生助力提供了可行路径。这种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非医疗健康干预模式能够促进个体健康水平提高，且在健康前置关口有效降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概率[2]。由此可见，健康扶贫视域下开展全民健身行动是实施健康干预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规避健康贫困顽疾反复发生。

1 全民健身与健康扶贫的概述

1.1 健康扶贫的基本内涵

健康是指没有疾病或体质强健，也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健康，以及社会的福祉和完美状态[3]。如若个体产生健康贫困问题，必然造成自身的机会丧失和能力剥夺，包括由此带来的健康水平下降，且间接导致其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从而带来了收入的减少和贫困的发生或加剧[4]。正如贫困与健康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即个体的健康水平与个体收入水平之间成正相关，收入增加会伴随家庭健康管理支出的增加，由此可以改善个人健康状况[5]。从健康风险的发生是诱发健康贫困的逻辑起点来看，健康扶贫是指在贫困地区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从“预防、治疗、保障”三个角度出发，系统保障贫困居民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方位、全周期提供健康服务以提高贫困居民的健康水平摆脱贫困状态的一种扶贫方式，其扶贫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医疗手段让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基本健康服务。结合研究的目的需要，研究中提及的健康扶贫对象是指长期居住在贫困地区的脱贫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据新华社（2018年7月3日）报道，自我国实施健康扶贫以来，依靠侧重后端工程的医疗卫生手段已有581万人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虽脱贫成果显著但问题也日益突出，这种注重“物”的健康扶贫理念并没有带来贫困的根除，时而出现脱贫群众因健康素养较低、精神脱贫困难、就诊压力大等问题而因病返贫。

1.2 全民健身与健康扶贫的关系

从自然规律上看，慢性病的发生是人全生命周期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具体表征在正常健康人—低危人群—高危人群（亚临床状态）疾病—并发症，该特征决定了健康管理工作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这种管理过程又受制于农村家庭在应对健康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天然经济脆弱性、健康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6]，间接性地影响着贫困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和体力活动量，而该类脆弱性特征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追求恰恰是贫困家庭主动参与全民健身的内在动力。贫困居民期望在没有患病或将达到亚健康状态前，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即将健康管理前置作为重要突破口促进自身健康，以提升健康素养、优化健康管理。对此，学界和实践界已有共识，认为这种从生理和心理层面对全民健身的需求也正是贫困居民寻求自我健康干预的生活镜像。事实上，全民健身本身已经不是纯体育的概念，而是多种元素整合的“非医疗健康干预”系统工程模式[7]，与侧重后端工程的医疗卫生犹如鸟之两翼，将二者融合的促进作用与工具价值得以拓展和延伸到健康扶贫行动。具体表现在健康扶贫视域下开展全民健身行动能够有效优化健康管理、加快脱贫步伐、夯实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2 全民健身促进健康扶贫的价值

2.1 运动干预，完善健康干预模式，优化健康管理

健康干预是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演化而来，主要通过开展身体锻炼等体育活动提升人们的健康意识，养成健康的习惯，从而提升其健康水平[8]。不过，健康意识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渐进涵养过程，一旦将健康意识真正落实到具体健康干预行为中，并在健康管理工作取得健康促进的实效，这种意识便会生活化。实际上，普遍倡导的健康干预模式具有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即后置关口以医疗救助为主要手段以及前置关口以健身休闲为主要手段的不同模式。然而，贫困地区由于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对于“病理”产生存在认知局限，对疾病的应对策略较为单一，甚至对于何为健康管理不为所知。实际生活中，一旦贫困家庭对于一般的慢性病不够重视，而由小病转成大病的时候往往需要到高级别医院治疗，医疗费用的增加会进一步加重贫困家庭的支出负担和社会医疗成本，该现象的产生主要归根于对慢性病前期健康干预模式的认知不足，进而造成因病致贫、返贫的无奈生活状态。运动健康干预作为健康预防中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能够有效弥补医疗救助难以实现的独特功能，表现在促进个体将参与体育活动融入日常的健康生活，以增加体力活动量，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率 [9]。因此，在贫困地区增强扶贫对象的运动健康干预意识，能够树立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理念”，优化传统以西医为主的传统健康干预模式，加速贫困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以近年来重庆市万盛区的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例，通过实施非医疗健康干预计划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有序推进健康管理工作，全市居民的慢性病发病率从2014年至今减少12%，全市医保费用减少近20%，由此间接性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

2.2 文化引领，同扶贫与扶志结合，加快脱贫步伐

关于“扶贫先扶志，要加强扶贫同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党扶贫理念的新发展，为巩固脱贫有效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扶贫的目的是对贫困状态的扭转，扶志的目的则是对脱贫观的洗礼，而贫困地区运动健康干预的功能发挥不仅体现在丰富现有的健康扶贫手段，还能有效实施精神脱贫，这缘于体育的价值具有共时性和共体性[10]。这两种共性于个体、家庭而言，身体锻炼和精神修养可以在一个过程中相伴而生共同发展，能够在同一个健康行为和同一类的健康干预中达成。即表征在促进贫困人口身体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时，又表征在体育文化功能的发挥对贫困人口内在精神的培养，尤其是贫困家庭集体参与体育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家庭体育与个体德育的互动关系，能够不断促进个体的沉着、自尊、自信、自我约束和控制等能力[11]。毋庸讳言，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的过程有利于将扶贫同扶志相结合，帮助贫困群体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并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被动扶贫的不良态势，缓解贫困地区、贫困居民的贫困认同和贫困依赖，以“精神脱贫”深化“脱贫攻坚”工作实践，即淡化贫困意识，树立脱贫致富的志气，增强摆脱贫困的信心，实现由“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转变。

2.3 主体参与，增强自我造血能力，夯实脱贫成果

自我造血能力是指个人自我发展能力，是个体在贫困状态下将人力资本变现的实力，其转换的效率与效益受人力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输出影响，一旦人力资本体量减少，农民极易陷入“贫困—疾病—再贫困”得循环链条[12]。从其影响因素来看，依靠农业发展增收的居民对体力劳动的依赖性更强，健康所体现出来的人力资本对于其收入的边际作用更明显[13]。不过，伴随个体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其健康资本成本会有所提高。显然，健康水平的提升成为提高农户收入的重要一步，可以把贫困地区实施全民健身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和对疾病的预防价值看作一种资本品，即对养生保健、体育锻炼、娱乐休闲等服务进行投资。伴随贫困地区健康意识的提升、体育锻炼行为的生活化和国民体质监测的实施，贫困居民可以依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全民健身活动维持、改善、恢复和提高人的体力和精力以保值人力资本，如培养劳动力、增强劳动力、恢复劳动力、延长劳动力的寿命。这种健康投资意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造血”能力，有利于夯实脱贫成果。一方面表现在疾病预防能够间接减少贫困家庭因病造成的医疗支出，增强家庭的原生资本积累和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表现在自身健康水平得到提高，有利于贫困地区居民劳动能力的提升，从而使其社会机会获取的可能性增加。另外，从区域贫困治理到连片贫困治理，贫困家庭乃至贫困人群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公共卫生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国家实施更加精准化的健康中国建设战略。

2.4 健康促进，反哺农村体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视农村体育发展助力乡村全方位振兴[14]。不过，农村体育发展的关键是农村体育人口，只有健康的体育人口才是农村体育振兴发展的核心资源。截至2017年，我国全国农村人口数量有57661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046万人，而到2018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15]，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且随着健康扶贫政策的全方位开展，全民健身行动的持续推进，由运动健康干预所带来的价值开始逐渐涌现，健康促进的活力开始反哺到农村体育发展。此时，部分脱贫群体对参与运动的健康干预能力有所认可而逐渐转换为农村体育人口，并呈现出规模化发展态势。届时草根体育社会组织的健全、科学化体育健身设施的供给、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体育健身文化的丰富会进一步满足脱贫群体的健身需求，这些健身需求的转换和社会服务的再供给也正是农村体育不断发展的动力源。另外，这种体育发展环境具有正外部性，会进一步推动我国乡村生产、生态、生活振兴，如利用体育运动的包容性和多元化功能资源赋能产业获得乡村经济效益，赋能生态改善乡村居住环境，赋能治理推进乡村善治，赋能乡土生活促进乡风文明等[16]。

3 全民健身促进健康扶贫的推进路径

3.1 加强健康干预顶层设计，明确行政部门管理职责

全民健身促进健康扶贫的价值观之所以在贫困家庭难以普适，未能在贫困地区建立起系统性、可行性的健康干预路径，其主要原因一是未落实“健康关口前移”的顶层设计，未将运动项目作为健康干预的路径进行全面的推进，二是全民健身融入全民健康的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17]。“大健康”理念下，健康扶贫工作和全民健身推广不再孤立实施，不再仅是扶贫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的责任与义务，更需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参与，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具有裨益，只有破除部门界限和行业壁垒问题，才能形成合纵连横、协同创新和跨域治理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18]。然而，横向管理部门在管理上独立运行，沟通机制不畅，决策执行时常存在交叉，引致运动健康干预的健康管理理念从顶层设计层面到基层传达层面难以形成纵向深入和横向普及的网络。

解决上述困境的重点在于优化健康干预顶层设计供给，明确行政部门管理职责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只有立足部门职责，跨部门相互协同才能有效通过全民健身行动培养贫困居民形成科学合理的健身行为，以达到健康及时干预、疾病有效预防的最终目的。首先，民政部门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要作为健康扶贫工作的牵头人，一方面发挥各司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作用，落实相关政府文件精神，配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扶贫行动；另一方面，采取调研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收集贫困地区健康干预信息，宣传体育的运动健康干预功能，延伸体育的多元化扶贫功能。其次，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深刻把握体育扶贫在健康扶贫行动中的特有优势，一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全民健身计划，配合医疗卫生部门共同推进健康扶贫行动；另一方面将涉及贫困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的方案提请纳入体育发展相关修改意见里，并细化政策内容和落实现有体育扶贫措施，疏通政策下沉壁垒。再者，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作为健康扶贫的中坚力量，一方面要不断优化贫困地区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和硬件设施，推进县、乡、村健康干预一体化进程，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整合医疗卫生系统对健康干预模式和运动健康干预模式的学习与应用，在实施全面健康干预的过程中主动接纳全民健身作为促进健康扶贫的有效手段并推广适用。

3.2 供需结合精准化资源配置，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全民健身运动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重大现实意义的革新行动，借助均等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全民健身的重要抓手对健康扶贫的促进作用虽得到广泛肯定，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加大对农村供给量的“大水漫灌”式却不注重方式、方法[19]，而方式、方法的科学与合理应用才是健身效果可预见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若在供给层面，体育设施的定点投放或健身项目的推广未参考贫困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群体健康水平以及区域全民健身行为特点，必然造成健康干预精准度不够、体育资源利用率低的困境。

解决上述困境的重点在于供需结合精准健身资源供给，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首先，针对贫困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生活需求端和体育资源的供给端精准化配置体育资源，即通过民情调研和社会现状分析，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全民健身实施情况和尊重群体性的健身要求，增加贫困地区居民体育参与的可能性。如借助国家实施体育扶贫的契机，挖掘地方传统体育项目和受众性广的现代体育项目实施赛事扶贫行动，开展小规模群众性体育赛事，充分发挥体育赛事聚人气、影响大的综合带动效应，为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提供舞台；实施体育综合体扶贫行动，借助乡村体育旅游综合体发展的扩散效应带动贫困地区健身设施的完善；实施体育设施扶贫活动，根据贫困地区的人口比例和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匹配体育设施，利用贫困地区空置场地开展广场舞、太极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身活动；实施体育冠军扶贫活动，借助冠军成长故事的宣传和榜样力量的带动，提升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以鼓励贫困地区与贫困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再者，资源的配置还需更加精准化的服务供给才能加强贫困地区体育非医疗服务水平，应强化全民健身服务与医疗卫生保障资源对贫困地区的倾斜。如定期对贫困地区城乡居民进行体质监测、运动能力评估、饮食作息调查等健康管理服务，将其健康信息进行收集与整理，并采取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精准化管理，重点关注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群体的健康状况，并结合健身运动项目的特点开具运动处方，有的放矢的进行运动健康干预。

3.3 盘活学校与家庭、村社对接，建构基层联动机制

健康促进是指个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一起采取措施，鼓励健康行为，增强人们改进处理自身健康问题的过程[20]。这种健康促进能力并不能仅依靠国家健康扶贫政策和全民健身的顶层设计就能推动贫困地区实施健康干预，而要在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下更需要具体的基层去推动，只有基层力量主动参与起来才能形成合力推进健康扶贫行动中全民健身的价值发挥，这既是一种对家庭成员和整个家庭的自我责任承担也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助力国家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一种社会责任。然而，在健康扶贫视域下全民健身的实施过程中，贫困地区的村社、学校、家庭并未明确自身在全民健身基层联动机制中的角色扮演，其自身优势力量的展现和联动力量的释放始终差强人意，亟待整合多元力量构建基层联动机制。

解决上述困境的重点在于盘活学校与家庭、村社对接，建构全民健身基层联动机制（见图）。尽管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村社体育同属于体育范畴的不同形式，但三者的服务属性相似，行为目标一致，旨在统筹推进全民健康。村社作为贫困地区的基层领导组织，具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可作为联动机制的总指挥，负责区域内全民健身的服务和监管，为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操作可以制定区域健康干预计划，协调学校和家庭参与，提供健身活动所需的社会资源。此外，学校要做好协调者的角色，作为贫困地区的教育服务中心，相对来说具有较为完善的教学体系，能够将科学健身和运动健康干预知识的传授功能拓展到整个村社。除此之外，贫困地区中小学所拥有的体育设施资源可以为基层联动机制的运行提供体育设施和技术交流，同时可以依据村社的健康扶贫行动承接全民健身服务，并依托教师和学生为载体将全民健身的相关信息由村社向家庭传达。另外，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其对健康扶贫的态度和运动健康干预知识的运用能够对家庭成员以及对具有熟人网络的其他家庭有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家庭成员可作为基层健身联动机制的参与者，一方面加强自身健身知识与健身技能的学习，积极配合村社和学校参与体育锻炼活动；另一方面自建家庭健身行动指南，根据家庭成员健康特征选择性的开展健身活动，并依据现况反馈健康干预效果以便进行健康动态管理。

全民健身促进健康扶贫的基层联动机制图

3.4 培养农村健身服务型人才，发挥关键人的链接作用

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具体开展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健康扶贫行动的先行者。不过，基层健身指导性人才产生的缺口不是面对健康扶贫行动才突显出来，而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的。为解决贫困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同健身指导性人才严重不足的矛盾，政府开始鼓励社会力量深入贫困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诚然，这种异地健身指导虽然为贫困地区带来丰富的文体活动，能够有力推动当地体育事业的发展，但这种下基层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不能根本解决贫困地区对全民健身指导性人才的日常需要，亦难以实现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解决上述困境的重点在于培养农村健身服务型人才，发挥关键人的链接作用，用来弥补农村体育在体育健康干预指导层面的缺陷。一是当前我国贫困地区普遍实施驻村扶贫工作队负责制，在全民健身行动促进健康扶贫计划的推进中，应提高扶贫工作人员全民健身参与意识的培养，重视其健康干预知识框架的搭建，并发挥工作人员上传下达的作用。二是发动当地大、中、小学体育老师和学生参与乡村体育指导志愿活动，通过外部奖励和内部激励的方式调动地方在校老师和学生积极性，夯实学校体育指导服务基础。三是推进体医融合，科学健身无论是作为医疗手段，还是非医疗手段，由医生来实施效果最理想[21]，可以将乡村卫生室系统纳入贫困地区全民健身计划和健康扶贫大系统的同时，加强医务人员掌握与岗位相适应的健康科普知识素养，以提高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如推进具备资质的基层医护人员对贫困人口实行家庭保健、康复签约服务，在可避免医疗干预的情况下，提供基本运动处方、运动损伤防护指导等健康干预服务。四是利用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和体育爱好者带动力量，发挥贫困地区草根组织的链接作用，对贫困居民的实际健身需求实施因地因人指导。

4 结语

健康扶贫视域下，在贫困地区开展全民健身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全民健康大局，此举能够有效完善传统健康干预模式，同扶贫与扶志相结合，增强贫困地区的自身造血能力，反哺农村体育发展。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更要由点及面的在贫困地区实施全民健身行动，并与卫生医疗互相融合，更好地发挥运动健康服务在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效能，以不断巩固“十三五”规划脱贫成果，并在“十四五”规划中承担起体育应有的使命以助力“健康中国2030”战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TY003）；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19KY1580）

第1作者简介：方汪凡，男，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体育服务、体育经济与产业。

通讯作者简介：张强，男，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产业与体育场馆运营。

参考文献：

[1] 林剑.健康中国,体育在行动[N].中国体育报,2019-07-22(1).

[2] 张汪洋,赵子建,慎承允,等.体育精准扶贫模式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36-40,45.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Z].Geneva:1946.

[4] 胡鞍钢,孟庆国.消除健康贫困应成为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优先战略[J].中国卫生资源，2000,3(6):245-249.

[5] 陈安平.收入高会更健康吗?——来自中国的新证据[J].财贸经济,2011(1):26-33.

[6] 翟绍果,严锦航.健康扶贫的治理逻辑、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3):56-63.

[7] 刘国永.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J].体育科学,2016,36(12):3-10.

[8] 童峰.基于循证实践方法的老年人口健康干预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4.

[9] 马德浩,季浏.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提升我国国民体育健身投资的意义与策略研究[J].体育科学,2014,34(10):3-14.

[10] 万炳军,史岩,曾肖肖.“健康中国”视域下体育的价值定位、历史使命及其实现路径——基于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与战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11):1-9.

[11] 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12] 陈菊,伍林生,江杨岗.健康扶贫可持续路径探析[J].卫生经济研究,2019,36(4):7-9,12.

[13] 程名望,JIN Yanhong,盖庆恩,等.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 ——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J].经济研究,2014(11).

[14] 王军.乡村振兴视阈下城乡体育融合发展的动因、条件与对策[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1):65-69.

[15] 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EB/OL].(2019-02-15)[2019-08-2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15_1649231.html.

[16] 方汪凡,王家宏.体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及实现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19(4):12-17.

[17] 王家宏,赵毅.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法治的进展、难点与前瞻[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5): 1-8,14.

[18] 卢文云,陈佩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内涵、路径与体制机制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5):25-39,55.

[19] 汪文奇,金涛,等.共建共享视域中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困境与突破[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0):25-31.

[20] 韩相泰;健康的新地平线[J].中国健康教育,1995(3).

[21] 龙佳怀,刘玉.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全民科学健身的实然与应然[J].体育科学,2017,37(6):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