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金明1 崔佳琦1 王松2 刘波2
（1.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长春 130024；2.清华大学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剖析后乡土中国时期我国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困境及失衡成因，旨在走向善治,促进乡村体育的发展。主要结论：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存在地区失衡、政策失衡、组织失衡、要素失衡四个维度的配置困境；其深层原因源于乡村社会步入市场化发展转型期、乡村结构趋向分化和多样化发展态势、乡村社会熟人规则向交易规则演变、乡村公共社会空间公共性不断强化；建议进行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布局的顶层设计、体育文化的重新塑造以及格局的多元治理。
关键词：体育管理；乡村体育；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后乡土中国
Allocation Dilemma and Solutions on Rural Public Sports Space in Post-Rural China
XING Jin-ming1 CUI Jia-qi1 WANG Song2 LIU Bo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Department of Sport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llocation dilemma and reasons that causes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pace in post-rural China, aiming at good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or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ural public sports space in post-rural China has four dimensions of allocation dilemma: regional imbalance, policy imbalance, organizational imbalance and factor imbalanc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re that rural society has stepped into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rural structure tends to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nd there are changes of rules of acquaintance to rules of transaction in rural society. Besides, the public nature of public social space in rural society is strengthened. It is suggested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ural public sports space resources, to carry ou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layout, to reshape the sports culture and to diversify the governance pattern.
Keywords: sports management; rural sports; allocation of public sports space; post-rural China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从“农耕社会”向“城镇时代”转变。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农村市场转型，我国昔日“乡土中国”在城镇化和工业文明的冲击下离人们渐行渐远，如火如荼的乡村发展背后隐藏着众多更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1]。随着“后乡土中国”时代的到来，中国乡村自古传承下来维持秩序的“礼治”无法料理后乡土中国愈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因此，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应该从乡村疗愈开始。
乡土特征后乡土化是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嬗变的基本特征。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部分乡土特征逐渐被后乡土特征替代，沿循“经济基础—制度变迁—社会关系—治理转型”的层层递进式逻辑演绎[2]。乡村公共体育空间是政府主导或直接提供的可供居民大众体育活动的场所[3]，也是乡村居民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进行日常体育锻炼的物质基础与行为保障。因此，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乡村居民体育需求能否成顺利表达。可见，实现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地区、政策、组织、要素的均衡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鉴于此，从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向后乡土中国的历史嬗变入手，沿循“经济基础—制度变迁—社会关系—治理转型”的逻辑演绎深度剖析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的困境与成因，进而提出合理化和科学化的善治路径，以期为乡村群众体育稳定、快速发展提供若干参考。
1 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困境表征
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后乡土中国主要沿循“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社会关系变化—治理变革”的嬗变逻辑，以此为视角，从地区失衡、政策失衡、要素失衡、组织失衡四个维度探索后乡土中国的乡村体育空间配置困境。
1.1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区域之间失衡
根据空间的失衡理论知晓，公共体育空间地区配置失衡关乎空间的开发强度与开发供给能力之间的博弈[4]。后乡土中国时期，随着市场经济全面推行、乡村经济发展与日俱增，不同地区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乡村发展多重视经济效益，忽略甚至以减免公共体育空间投入为代价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严重影响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的能力，导致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地区配置失衡。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体育空间开放状态与公共体育空间区位供给能力不相匹配；二是公共体育空间的经济社会活动尚未沿循开放供给的比较优势加以区域性优化配置。也就是说，乡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共体育空间的开发供给能力强、开发需求与开发强度也大，相应的公共体育空间地区配置合理化程度高，反之则合理化程度低。例如，东部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公共体育供给配置合理性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
1.2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配套政策制定实施失衡
现阶段的乡村社会形态正由“乡土中国时期向后乡土中国时期”转变，城乡二元制度正努力破除以突破传统的城乡利益格局，进而导致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相关配套政策失衡沦陷困境。这表现在：一是现阶段国家为破除困扰乡村已久的城乡二元体制，注重缩减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政府缺乏对乡村地区公共体育空间统一规划的发展蓝图，即当前我国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的维护与建造都未形成统一的配置标准与规则，政府对于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社会化发展导向不足，相关配套引领政策作用不明显；二是现阶段自上而下缺乏明确的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标准，导致基层政府引导和监督缺位，无法有效激发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的发展活力，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体制障碍，难以对症下药，上层建设不足，基层实施瘫痪，进而出现“错位、失位”问题。
1.3 乡村体育社会组织失衡
费孝通先生提及“乡土中国”的内涵中，人与人之间维系关系的纽带是亲缘与族缘，强调高度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组织的体育活动、系列比赛以及文化活动等多以自组织的形式出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制度变迁促进社会关系发生质变，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逐渐被后乡土中国“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居民之间的亲密关系趋于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有的依赖与亲切随之逝去；利益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不断侵蚀着乡村居民的价值体系，乡村固有的传统体育文化底蕴因遭受现代冲击正在损失[5]48-49。易言之，乡村居民的价值观不再是集体意识的“大我观”，而是自我意识的“小我观”，从而引发乡村体育自组织组织失衡。乡村居民参与体育运动导向不再是共同的信仰与观念，而是由个人兴趣与舒适为参与标准，难以自发形成体育自组织参与体育活动。进而，导致乡土时期的体育自组织逐渐取缔，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经费缺乏，趋向于现代化的他组织体育组织，呈现出乡村体育组织配置的失衡。
1.4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构成要素配置失衡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的构成要素包含物质环境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两大类[6]。其中，物质环境要素包含场所位置、规模、景观、体育用品以及体育基础设施等，社会文化要素包含场所秩序、安全、健身指导、精神面貌、团队凝聚力等。现阶段我国的“农村体育健身工程”多以政府主导为主导，其要素供给多依靠外部力量的扶持，其衰败与繁荣都受到国家战略的影响。但是，新时代的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要素若仍仅凭政府“一家独大”的模式供给，定然无法满足新时代乡村居民的现实需求。调查结果显示，政府的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要素配置仅为体育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如乡村体育指导、安全保障、科学健身等社会文化要素供给，则较之城市公共体育空间要素供给略显乏力。毋庸讳言，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要素失衡之因在于乡村地区公共社会空间地方性不断弱化。只有自上而下建立明确的合作机制，才能避免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使之乡村体育发展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困境的成因追溯
2.1 乡村社会步入市场化发展转型期
市场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根本上改变了乡土社会结构，即市场制度改变了农民生产活动的性质。后乡土中国时期，农业集体和粮食配给制终结，市场制度兴起，农民行动相比以前更为自由，村落虽然还是他们家，但是农民生活的希望不再单纯依赖土地。乡村地区由过去“聚村而落”向“大流动”转型，大量的农村村民为追求更多收益，开始向城镇涌入，村民在政府优惠政策的鼓动与市场需求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成为新时代下的“新型农民”。但是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物产、气候、文化、建筑风格、社会心理、语言都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乡村之间资源禀赋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都各不相同[7]。例如：“有的村落成为‘工业化村落’，有的则成了‘空巢村’，而有的乡村则在土地整理中合并成心存，并以新型农村社区作为新的聚居点”[8]，因此不同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乡村与乡村之间市场化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地区间吸纳精英人才、社会力量投资的能力差距也进一步加大，这也是影响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地区失衡水平差异的溯源之一。
2.2 乡村结构趋向分化和多样化发展态势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乡土中国时期，囿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城乡二元”配套政策，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束缚，趋向“封闭性”。后乡土中国时期，我国逐渐意识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逐渐出台，城乡关系面临重新塑造的历史新时期。乡村村民不再拘泥于自身所处的村落空间中，乡村村民在村落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加剧，以致乡村村民职业结构、阶级特征都有了较大的分化，且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城乡二元制度的动摇从根本上直接撼动中国乡村土地的基础形态，为城市剥削乡村土地资产、商业开发以及政府占用提供了产权保障。在这样的推进过程中，政府很难及时更新与出台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的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乡村结构分化和多样化引起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加剧，乡村劳动力结构呈现“老龄化”“空心化”等畸形形态，然而这部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且长期与社会发展进程脱离，对于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的需求低，继而导致无法向上层政府反馈，基层无需求，上层政府的政策就无法跟到位。
2.3 乡村社会熟人规则向交易规则演变
乡土中国时代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熟人社会”，乡村居民世代居住在此，生于斯，长于斯，彼此都了解。亲情、友情、亲缘、族缘一直是维系乡村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成为村民之间友好关系的纽带，人民参加体育活动也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进行，村民有自己的体育组织，定期开展类型多样的民俗体育活动。但是，后乡土中国市场化结构成为乡村社会支配原则，乡村人群多以利益追逐为生活目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交易”为规则，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自由与彰显个人价值，同时社会的进步令乡村居民个性化、自由化特征愈加明显，乡村居民之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后乡土中国时期具有工业化、理性化、流动性这些元素特征，这些元素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表现，也是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丢失了传统伦理导向的表现。我们常说的“陌生人社会”是指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陌生人社会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冷漠与疏离的真正根源[9]。纵观现阶段乡村体育的发展，受到现代化冲击，一些传统的基层体育组织面临后继无人的窘态，体育文化自觉失守，没有一套共同认可并遵守的价值导向，村民体育参与行为像是“无根”的浮萍，呈现无序、无规律的状态，这就造成了众多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解散与疏离，进而影响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
2.4 乡村公共社会空间公共性不断强化
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的不断进化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重要推手，传统的乡村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也改变了我国乡村村民数千年沿袭的生活习惯和形态，居民的思想开始接触外来新鲜事物，城市文明开始影响乡村居民的生活，乡村村民参与体育运动的人口逐渐上升。但是“随着国家新型农村的推进和深化，以及乡村地区治理格局的不断变革”[5]48，乡村公共社会空间地方性却不断弱化，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不断侵入乡村地区，致使乡村地区空间的公共性不断强化，而乡村公共空间地方性不断弱化。详细言之，现阶段乡村大量的供给空间为众多国家事业、社会力量提供了公共力量与公共活动，乡村众多空间的支配权已不再属于农民。乡村的发展规划掺杂众多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各自为政”，为自己的利益而谋划，真正参与配置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的主体却单一，大多还是依赖政府主体，而政府的“一己之力”却十分有限，很难撑起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多元化要素配置，因此导致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要素配置失衡。
3 后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困境的善治路径
概括来说，善治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后乡土时期，乡村农业文明式微、乡土文化断裂以及乡村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乡土中国向后乡土中国嬗变的逻辑为基础，提出以下四方面的善治路径，以此超越乡村体育历史遗留与现存现实问题。
3.1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乡村社区公共体育空间矛盾，是新时代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于历史存留的老问题，公共体育空间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殊性。政府立足于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发展理念，从“量的供给”与“结构的优化”对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结合现实情况，创新乡村公共体育空间供给新方式。土地资源充裕的乡村可以在社区内增加体育设施和场地的建设；土地资源不充裕的乡村盘活社区内闲置场地，充分利用社区内所有资源，例如：停车场、废置工厂、闲置步道等，并对其重新规划，创新参与健身的途径，用新供给方式引导群众新的需求，缓解集中用地的压力。“结构的优化”方面，在增加体育空间总量供给时要充分考虑空间结构的科学性问题。政府在规划公共体育空间时要综合考虑不同参与群体的健身要求，即不能只建造篮球场，也不能只建造乒乓球场。不同区域要深入对所在社区进行实地走访和调查，综合考虑参与群体的年龄结构、参与体育运动方式、参加时间、工作类型、学历等基础特征，并依据此调查，对乡村社区内公共体育空间的规划进行科学的分配，例如：建造大面积、距离居民区相对距离远的广场，以防止健身操的音乐成为“噪音”影响居民休息。
3.2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布局的顶层设计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服务的本质用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共同利益的，而不是试图掌控或掌握社会发展的新方向”[10]。具体而言，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更好的满足居民的利益。那么，政府只有科学的对其治理才能使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良性运行，更好的满足居民的共同利益。而保持乡村公共体育空间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就是有一套明确的约束规则和法律条例，正如有了约束的风筝才能飞得更远。政府自上而下形成精细和明确的行为规范标准和刚性法律条文，让乡村公共体育空间冲突的治理“有法可依”。自上：政府完善乡村社区公共体育空间相关的顶层设计，根据人数出台乡村社区体育设施和场地的建造标准，并及时对其进行监督和整改；明确群众行为规范的标准，例如：噪音标准、场地使用准则等。并明确违反条例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此提高政府顶层设计的威慑力。而下：体育组织与社区委员会依据政府出台的行为标准制定相应的落实规定，严格执行，不得徇私舞弊。在以上基础上，制定群众对社区治理的绩效评价体系，上下层之间及时沟通与交流，保证规范的体系能够良性运行。
3.3 乡村公共体育文化底蕴的重新塑造
体育文化可以引领人们的思想认知，价值观念以及道德导向等方面的问题[11]。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是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用体育、艺术、娱乐等填充，用以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乡村体育空间的规范运行，离不开体育文化的引导，它不仅可以吸引人群的参与，而且可以约束村民的个体行为，保证其规范发展[12]。首先，从乡村社区器物层文化建设方面，以乡村体育社会组织、村民委员会牵头，加强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理念的宣传，在体育设施、全民健身路径中融入科学参与空间配置的理念，同时可设立乡村公共体育空间科学配置的展示区，让基层群众感受到公共体育空间得到有效配置的优势；其次，制度层面文化的建设方面，我国基层乡村有众多传统体育活动，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却遭到了忽视，故在后乡土中国时期，应从制度层重新规划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细则，以此拓宽群众的空间活动范围；最后，精神层面文化的建设方面，应强化共建、共享的参与理念，通过开展邻里间友好互动活动，培育后乡土中国时期“新乡贤文化”的建设，完成与传统乡贤文化的对接。另外，应注意与外在市场化发展相配合，将乡村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优势，提高自身造血功能，为公共体育空间配置提供发展动力。
3.4 乡村公共体育空间格局的多元治理
新时代下，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问题更为复杂，且具有不可预见性，这倒逼我国治理模式向多元化治理改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好的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打破传统政府“一家独大”的治理模式，借助不同参与主体的优势为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提供源动力，激发多元化治理主体合力将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达到最优。建立以政府引导，乡村体育自组织、基层乡村委员会、市场、乡村居民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其中，政府方面，做好统领工作，根据乡村差异制定非均衡配置战略；乡村体育自组织，以此为抓手，宣传相关规范行为准则，约束参与个体行为；社区委员会作为基层管理组织，调节和预防空间配置错乱问题；市场盘活闲置乡村公共空间，打造不同形式的供给体育空间供给，提高公共空间利用率；居民个体作为参与主体，应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新乡贤文化底蕴。最后，在整个过程中运用现阶段便捷的网络服务建立网络服务系统，提高治理效率，随时随地听取不同群体的“声音”，方便及时对工作重点与方向做出调整。
4 结语
新时代下，中国乡村不再拘泥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乡村固有的特征，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转型和进步。但是，后乡土中国的乡村公共体育空间配置问题却滞碍了群众体育的推进进程。本研究立足于后乡土中国的演进逻辑和发展特征，进一步提出科学的、可操作的解决乡村发展困境的对策，实现活力与秩序并存、发展与稳定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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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蓉）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7M610852）；吉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6A5）；吉林省政府委托项目（JHZB2018-31）
第1作者简介：邢金明，男，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管理。
通讯作者简介：刘波，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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